《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疾?，子嗣伯立。嗣伯卒，子譜伯立。譜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從康伯到貞伯，六代國君稱謂中都有一個伯字，極易讓人產(chǎn)生疑竇，出現(xiàn)種種猜測。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特殊的稱謂，因為在衛(wèi)康叔家族中，從康伯到貞伯，祖孫六代人繼康叔之位后，實際上不但是衛(wèi)國國君，還是東方諸侯之長。而稱謂中的“伯”字，是古代的方伯——有權(quán)代天子征伐的統(tǒng)帥一方諸侯的諸侯國首領。

要完全證明這個結(jié)論，還要從康叔封稱孟侯和康伯在西周成、康、昭三王在位時的地位和貢獻說起。

《尚書·周書·康誥》孔穎達疏：“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nèi)，諸侯并屬之。”圻內(nèi)又寫作畿內(nèi)，“并屬之”指全部隸屬他管轄?？追f達稱康叔為方伯，根據(jù)就在《康誥》文內(nèi)?！犊嫡a》：“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孔安國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孟為什么解作五侯之長呢？《說文·子部》：“孟，從子，皿聲。”孟本指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大的，由此衍生出排在第一的、最大的意思?！蹲髠?middot;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孔穎達疏：“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孟也指四季中每季的第一個月?！兑葜軙?middot;周月》：“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周禮·地官·黨正》：“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孟月就是四季中的第一個月，分別是農(nóng)歷的正、四、七、十月，正月稱孟春，四月稱孟夏，七月稱孟秋，十月稱孟冬。孟稱最大的、排名第一的即來源于此。在這個意義上，伯字和孟字同義?！墩f文·人部》：“伯，長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諸侯無伯。”晉·杜預注：“伯，長也。”前文已提到，孔安國在注《康誥》時稱“孟，長也”，可見，在“長”的意義上，孟、伯完全是同義詞，都指的是伯字的一個常用義—方伯?！抖Y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凡四海之內(nèi)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外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二百一十以為州，州有伯。”方伯這樣的一方諸侯之長，控制方圓上千里的土地，統(tǒng)領大大小小二百余個諸侯國?？凳寮仁切l(wèi)國國君，殷八師的統(tǒng)帥，又在朝中擔任司寇之職，在當時的地位，是周公的兒子魯國國君伯禽和姜尚的兒子齊國國君呂伋都無法比擬的，因此才自然而然地成了周初的一大方伯，即東方諸侯之長。伯禽和呂伋也是方伯，但他們不像康叔一樣有衛(wèi)八師在手，康叔又是朝廷卿士，權(quán)勢和地位當然是無法和康叔相比。

康叔及其后代作方伯，從本人來說是實至名歸，實際上也有繼承的意味。因為西周的方伯制是繼承前代而來的，家族的宗子做方伯，可以說是源遠流長的。《左傳·昭公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辭，責備）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晉杜預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祖上做西方五國諸侯之長，起自夏代。到文王時，在殷商朝中為三公，亦為西方諸侯之長。《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尚書·西伯勘黎》鄭玄注：“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荊、梁。國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不但據(jù)有雍州，而且兼管荊、梁二州，而孔子也說紂王末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恐怕是天下最大的方伯了?！妒酚?middot;殷本紀》：“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周文王就是由西部方伯起家的。因此，周王朝成立后，在對天下的控制上，除了“封建兄弟以藩屏周”，同時又實行前代傳承下來的方伯制，來加強對諸侯的控制。

康叔辭世后，方伯的地位由他的兒子康伯繼承下來?！妒酚?middot;衛(wèi)康叔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是康叔封的兒子，是衛(wèi)國第二代國君，又稱康伯懋、康伯髦、伯懋父、王孫牟、白懋父、懋父?！蹲髠?middot;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晉杜預注：“熊繹，楚始封君；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wèi)康叔子康伯。”宋林之奇《尚書全解》：“衛(wèi)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傳》謂王孫牟，繼封父為司寇，猶鄭武公父子同為周司寇也。”所以，康伯不但是衛(wèi)國國君，而且是周王室的卿士，是朝廷重要官員。這種事實，從《史記》的微妙表述中也可以看出來。其他國君繼位都稱“立”，只有康伯繼位稱“代立”，應該是不但繼承了衛(wèi)國的君位，也繼承了康叔在王室中卿士的職位。父子先后為周王室司寇，能夠任同一官職，也成為一時榮耀。這樣的結(jié)論，是有足夠的傳世文獻可以證明的。

《尚書·顧命》：“成王將崩，乃同招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wèi)侯、毛公。”漢孔安國《傳》：“同招六卿。此先后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wèi)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wèi)、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按孔穎達疏，“且康叔為司寇，即此衛(wèi)侯。”但陳夢家根據(jù)近代出土的銅器銘文推斷，成王后半期康伯已擔任殷八師統(tǒng)帥。這個問題后面還會詳細論及。這六位大臣是成王時周王室的六卿。成王親政之第二十八年四月，病勢沉重。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王自嘆疾大劇，惟危，病至日加。既命當終淹留之際，恐不得謹告于后嗣，此予詳訓教令汝。”成王臨終之際將太子釗（即周康王）托付給六位大臣，要求六位大臣“爾尚明是朕言，用敬保元子釗濟于艱難”，意思是要求六位大臣不要忘記自己的遺言，用愛戴尊敬的心去保護太子姬釗，度過這艱難的時期。這也就是后人常說的托孤。這些接受托孤重任的大臣被稱作顧命大臣。擔任輔孤重任的都是朝廷的親信大臣或宗室中的賢者。一種可能是，康叔為六位顧命大臣之一，地位顯赫，康伯懋受其余蔭，繼續(xù)保持了在朝廷中的顯赫地位。另一種可能是，這六位顧命大臣中，衛(wèi)侯就是康伯懋，成王后期他在朝廷中已經(jīng)有了顯赫的地位，傳世的銅器銘文也可以證實我們的推斷。

康伯在位時，西周的軍事力量仍然有豐鎬六師、成周八師、殷八師?？挡仁切l(wèi)國國君，又是殷八師統(tǒng)帥，領兵鎮(zhèn)撫殷舊地和東夷。羅振玉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三代吉金文存》和陳夢家所編的《西周銅器斷代》收有多件銅器，其中多處銅器銘文都記載了康伯率殷八師鎮(zhèn)撫東方南征北伐的事件?！段髦茔~器斷代·上》“乙組銅器”收錄的是與伐東夷有關(guān)的一組銅器，其中有有小臣簋；“戊組銅器”收錄的是“伯懋父諸器”，包括召尊、小臣宅簋、御正衛(wèi)簋、呂行壺、師旂鼎，這六件傳世的銅器，陳夢家都把它們歸入了“成王銅器”之中。附帶說一句，者也是我們認為成王臨終托孤時召見的六位大臣中衛(wèi)侯有可能是康伯的原因。呂行壺銘文曰：

   唯三月，白（伯）懋父北征······

師旂鼎銘文曰：

  唯三月丁卯，師旂衆(zhòng)僕不從王征于方，雷吏厥友弘以告于白    （伯）懋父······

     《師旂鼎》銘文中“征于方”的“方”是古代地名?！对娊?jīng)· 小雅·出車》：“往城于方。”《詩經(jīng)·小雅·六月》：“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鄭玄箋：“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兩器的銘文都記載了康伯率殷八師北征的事實。

陳夢家結(jié)合師旂鼎紋飾推斷，二器作器的時間大概在成王后半期或康王時期。但小臣簋銘文卻可以證明康伯在成王在位時已經(jīng)擔任殷八師的統(tǒng)帥，下圖左面是小臣簋銘文的拓片，右面是隸定后的文字。

銘文釋讀：“ ”，異體字為徂。《說文解字·彳部》：“徂，往也。”“”在句中的意思是往昔、昔日。“東”即東夷。“白懋父”即衛(wèi)康叔之子康伯懋，康叔和康伯懋先后做殷八師的統(tǒng)帥。“”，同師。“遣自”應是說明康伯懋率殷八師征東夷時的出發(fā)地。“述東”是簡要交待東征時的行軍路線。陳夢家以為是“沿泰山山脈或嶗山山脈東麓。”句中的“述”字是動詞，《說文解字·辵部》：：“述，循也。”在古代，沿著一條固定道路向前走叫“述”。“”字陳夢家以為是“隥”或“阪”，二者都指長而不陡的山坡。“伐海眉”說明這次征伐的目標和范圍。“眉”后來寫作“湄”，魏張揖《廣雅·釋詁》：“澳、濱、湄，厓也。”“厓”，后來寫作“涯”，即水邊。“海眉”即海邊，說明此次征伐一直打到海邊。“氏復歸才牧”，“氏”意義不明，疑是一位從征人員。“才”古代同“在”，“牧”即牧野，是殷八師主要駐扎地。銘文余下部分敘述東征凱旋后伯懋父代周成王賞賜部下的情況和此器的作者。

陳夢家說：“此簋出土于衛(wèi)國，銘言以殷八師征東夷，而歸于牧，即朝歌之牧野，則作器者當屬衛(wèi)侯的部下，應無可疑。”

從以上三件銅器的銘文中可以看出，康伯不但是衛(wèi)國的國君，而且還有統(tǒng)帥禁軍四處征伐、拱衛(wèi)周王室的重任在肩，因此，他受到王室倚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至昭王在位時，康伯還曾跟隨昭王興兵伐楚。《西周銅器斷代·伯懋父諸器》還收有一件召尊，郭軍林《中國青銅文化》、王輝《中國古文字導讀》都把它歸入昭王時代的銅器，銘文記載伯懋父賞賜召一匹白馬。從多種遺存史料看，康伯曾經(jīng)輔佐成王、康王、昭王三位國君，他既是大周司寇，又是殷八師統(tǒng)帥，如果真像陳夢家推斷的那樣，成王臨終時命康伯做顧命大臣，那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響，甚至超過了康叔在位時。因此，康伯是康叔之后，衛(wèi)國又一位杰出的國君。康伯與其后的六位國君位稱謂上為什么都有一個伯字，就沒有什么費解了。一系列的事實正是祖孫六代代代為東方諸侯之長的明證。因此我們說，六代國君稱謂中的伯字，既不是五等爵中伯爵，更不可能是名字。《說文解字》中伯字在古代除了稱兄弟中的老大，也可以和霸字通用，如五霸就可以寫作五伯。霸、伯都可以表示一方諸侯之長。因此，康叔之后，六位國君都是東方諸侯之長。《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wèi)為侯。”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六代孫祖同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jiān)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即削爵，及頃侯賂夷王而稱侯也。’”孔安國為漢代大儒，他認為從康伯到貞伯，六代孫祖皆為東方諸侯之長，其提法必是有所本的。司馬貞還否認頃侯通過送財物給周夷王把衛(wèi)國國君的爵位由伯爵改為侯爵的說法，因為衛(wèi)國的國君本來就是侯爵。即使是失掉了東方諸侯之長的位置，也沒有失掉侯爵，有關(guān)文獻中從未出現(xiàn)衛(wèi)國被削奪侯爵的記載。因此，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時才完全采信了孔安國的說法。也有人認為，衛(wèi)國國君作東方諸侯之長，幾乎延續(xù)到了整個西周時期，甚或持續(xù)到東周前期。筆者恰巧就在阮元的《十三經(jīng)注疏》中發(fā)現(xiàn)了這樣的記載?！对娊?jīng)·邶風·旄丘序》：“《旄丘》，責衛(wèi)伯也。衛(wèi)不能修方伯連率（同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wèi)也。”《尚書·商書·西伯戡黎》孔安國注：“黎，國名?！渡袝髠鳌纷麝取?rdquo;孔穎達疏：“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guān)所治黎亭是也。”“責”在古代有五個常用義：債務、討債，責備、要求、責任?！鹅盖鹦颉分杏玫氖且蟆⒇焸涠x，黎國臣子要求衛(wèi)侯保護黎國或者為黎國主持公道，當然中間也包含責備之意。黎國臣子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要求呢？因為衛(wèi)侯是方伯，是連率，也就是一方諸侯之長。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所以應受責備?！对娦颉返淖髡叻Q當時的衛(wèi)國國君為“衛(wèi)伯”，亦有強調(diào)其為方伯的意思。陳槃考證：“葉夢得《春秋考》卷四：‘二伯、方伯，皆得專征者也。’則康伯之下諸云伯者，皆方伯之伯。而《詩序》衛(wèi)為方伯之說，亦非無所據(jù)而云然也。”方伯是一方諸侯之長，是代天子管理一方諸侯的，有專行征伐的權(quán)力。陳槃通過考證，認為康伯以下衛(wèi)國國君，稱謂中有伯字，因為他們都是一方諸侯之長。還有一點應該注意，《春秋》的作者因為要“微言大義”，對國君的稱呼是極為講究的。對貞伯以后的衛(wèi)國國君，始終稱侯而不稱公，經(jīng)、傳的稱呼有時會不相同。經(jīng)文中稱衛(wèi)君為公的有兩例，《左傳·桓公十三年》經(jīng)文：“三月，葬衛(wèi)宣公。”《左傳·昭公七年》經(jīng)文：“十有二月癸亥，葬衛(wèi)襄公。”因此我們說，《詩序》中所說的衛(wèi)侯是方伯，不是沒有根據(jù)。至于《旄丘序》中所說的因為沒有盡到一方諸侯之長責任的衛(wèi)國國君，是哪一位，也是可以考證清楚的?！对娳{衛(wèi)譜》：“《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既然是宣公時的詩，就是責備衛(wèi)宣公的，宣公就是諸侯國黎國臣子責備的沒有盡到責任的一方諸侯之長。

衛(wèi)宣公前718—前699在位，在位時由于私生活不檢點，未能做到“齊家”，頗為后世所譏。拋開這一點，如果單論他的治國，應是有可取之處的。他在位期間，衛(wèi)國頻頻對外用兵，《左傳》明確記載的有十次之多，平均兩年一次。如果沒有較強大的國力作支撐，是不可想象的。再者，他有能力庇護一些因國內(nèi)生變而蒙難的國君，《左傳·隱公十一年》：“許莊公奔衛(wèi)”，《左傳·桓公十一年》：“鄭昭公奔衛(wèi)。”這些行為，無論屬招降納叛也好，還是挺身仗義也好，沒有國力支撐，都是不敢隨便出頭的。再從他死后的謚號看，他死后不但沒有得到惡謚，連平謚都不是，而是得到了較好的謚號——宣。《逸周書·謚法解》：“圣善周聞曰宣。”雖然群臣議謚可能過譽了，但如果真是乏善可陳，賜謚時也不會相距太遠?？偟膩砜?，“圣善”他是配不上的，但“周聞”——治國中廣泛地了解情況，依實際情況進行治理，這一點做的應該是不錯的。

周桓王二年至周桓王二十一年衛(wèi)宣公在位。周桓王是東周的第二位國君，這說明，到東周時，衛(wèi)國國君至少從名義上看還是東方諸侯之長。因為衛(wèi)君做方伯，頃侯之后有中斷，史料中也缺乏相應的記載，頃侯至宣公之間，還有哪位國君做過方伯，筆者不敢妄言。如果一定要推測的話，衛(wèi)武公可能也是做過方伯的。因為有很多史料記載，在西周、東周之交，衛(wèi)武公在維護周王室的過程中多有勛勞，毛亨、鄭玄在《大雅·抑》注中稱衛(wèi)武公為周王朝卿士，是衛(wèi)國歷史上又一位既做國君又在周王朝擔任高官的人，而且他和宣公之間只隔了一代，有一種極大的可能，宣公的方伯地位是從武公那里繼承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