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姓姬，名旦，文王姬昌第四子，武王姬發(fā)之弟，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元圣”和儒學先驅。他的事跡除了《史記·魯周公世家》外，就是《尚書》。

《尚書》中的《周書》計19篇，有牧誓、洪范、金滕、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其中《牧誓》到《立政》的14篇、全部內容以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為中心人物。

周公一生的政治活動分為兩大階段。前一階段，武王是主角，周公是主要參與者；后一階段，周公則處于政治前臺的中心位置，大都是周公主持進行或直接、間接同他有關的。本文試從研習《周書》入手，旨在闡述周公的一生及其做出的重要貢獻。

一、參與滅商開國，臨危受命

在滅商中，周公始終處于協(xié)助武王采取重大決策和參與重大行動的中樞位置，是姬周王朝的開國元勛。《史記》之周本紀、魯周公世家載，武王即位后，周公即為“輔”，“用事居多”：九年，觀兵盟律，“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官。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

周武王克殷后，封同姓、立三監(jiān)，即班師西歸。但周的政權遠遠沒有得到鞏固。所以、武王夜不能寐，“天下未集”，為了鞏固周朝的統(tǒng)治，曾對周公旦說過，河南伊、洛之間是過去夏王朝活動的中心地帶、是“天下之中”，其意應在這里建立統(tǒng)治東方的據(jù)點?？上缟虅倓們赡?，武王便一病不起。當時其子成王年少，武王如果一旦去世，這個復雜的政治、軍事局面如何應付呢？《尚書·金滕》載，周公設祭壇，親自向上帝、祖先祈禱，愿以身代武王死，“余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周公祈禱之后，武王的病似有些好轉；但終以病勢沉重，沒有過多久還是死去了。周公等擁立成王繼位，周公臨危受命，他以冢宰的身份總攝政事。

二、東征平叛和營建洛邑

周公攝政，引起了管叔的極大不滿，于是“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尚書·金滕》）。管叔、蔡叔等遂聯(lián)合武庚作亂叛周，東夷中的徐、奄、薄姑、熊、盈等亦乘機而起，一時間形勢非常嚴峻。面對武庚、管、蔡的叛亂，周公取得召公、太公等開國元老的理解和信任，親率大軍東征平叛。

經過三年的持續(xù)戰(zhàn)斗，終于取得了勝利，殺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騷動的東夷諸方國部落亦暫時安定下來，從而進一步鞏固與強化了周王朝的統(tǒng)治秩序。1927年寶雞縣戴家灣（今寶雞市金臺區(qū)陳倉鎮(zhèn)）出士的“周公東征方鼎”證實了這次戰(zhàn)爭。鼎內壁和器底部有銘文5行35字：大意是周公東征，殲滅東夷、豐伯和薄姑之后、歸祭周廟，行飲秦之禮。周公賞貝幣100朋，用作此鼎以紀念。總之，周公這次東征、對周王朝的確立意義極為重大。由于這次東征，不但滅了殷遺武庚、而且打垮了殷人在東方的潛伏勢力和同盟與國。周國的勢力方才真正到達遠東，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區(qū)。這時的周國，遂基本上統(tǒng)一了黃河中下游流域。

三監(jiān)叛亂也使周公更深刻地認識到，京都豐鎬遠在西土，對于鎮(zhèn)撫東方，實有鞭長莫及之感。若能實現(xiàn)武王的遺愿，在伊洛營建“新邑”，可作為東方的政治、軍事中心。基于以上的考慮，周公在攝政期間，就開始營建位于東方的這座“新大邑”。這件事最早見于《尚書》：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康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召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潤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洛誥》）。

周公所建的這個新邑，即成王欲宅之洛邑，亦即周公所營之成周。因在鎬京之東，故又名為東都。

三、關于“攝政稱王”及還政成王

研究周公事跡，最根本的問題是周公攝政時的政治身份，它是歷來周公研究與評價中的關鍵性問題。因為這不僅關涉到他的政治地位和歷史作用，也牽涉到他的個人品格道德及后人如何評價問題，更主要的是，該問題成為研究確定西周紀年和解讀《尚書》等諸古籍文獻問題的關鍵。

圍繞周公是否“攝政稱王”一事，至今學者依然是眾說紛紜，迄今未取得一致看法。

1.堅持周公“攝政稱王”說，在清代有錢塘即認為：“公攝政七年，稱王者三而已，皆系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是也。”顧頡剛認為：“周公執(zhí)行王政，周公既站在王的地位，發(fā)揮王的權力，人們口頭上也就稱他為‘王’，史官記錄他的文告時也就寫作‘王若曰’。”童書業(yè)認為：“《大誥》中之‘王’為周公無疑。而《康誥》曰‘王若曰’，此‘王’亦為周公無疑。“周公攝政稱王，猶多爾袞之為攝政王專政也。”

2.“周公沒有自己稱王”說，楊向奎認為：“周公并沒有‘稱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經攝政，所有成王時《周誥》都是周公代成王宣告而稱王。”

3.周公既未攝政，更無稱王。如馬承源即認為：“金文中的史實和史籍的真實記載，都說明成王是嗣位之君，并且起著一個國君應起的作用，周公召公則是輔相成王。周公的形象，被漢儒大加夸張而使后人產生錯覺，周公攝政事實上不存在。”《小臣單解》《禽簋》兩件器的銘文都記錄了成王作為天子的領導作用，根本否定了史籍訛傳的周公“踐祚稱王”。

筆者據(jù)史籍和出土彝器銘文，認為周公攝政但未稱王。武王崩后，天下未寧，成王正值居喪期間，禮當冢宰攝政。周公既為大宰(冢宰)，總攝行政，以佐王治邦國，自是常事。故“史載‘周公踐作稱王’實乃冢宰攝政”。特用以下三點作為論據(jù)說明。

一是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初期政治家，以殷商滅亡為借鑒，總結歷史教訓，并以禮的形式對國家制度做了梳理和規(guī)范，“嫡長子繼承制”是周公制禮很重要的內容之一。所以說周公制定嫡長子繼承制，他自己就斷不可能借鑒殷商舊制“兄終弟及”的繼承法。西周王位的繼承基本堅持了嫡長子世襲制。武王病重時，曾有意讓周公繼承王位，但很有政治眼光的周公，以自己敏銳的目光看到，在局勢未穩(wěn)、危難當頭的時候，團結是大局，穩(wěn)定是要務，如果自己繼承大統(tǒng)，就會授人口實，給別有用心之人授以趁機作亂的把柄。周公攝政后，首先是確立成王的天子地位，他把成王即位布誥天下諸侯，使天下有了政治中心。

《尚書·君奭》篇表明了周公的心思：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我只想使文王的美德延續(xù)下去，這樣，上天就不會廢去文王接受過的天命。”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國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沒法向我們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為天下之業(yè)憂勞甚久，現(xiàn)在才剛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為了完成穩(wěn)定周朝之大業(yè)，我才這樣做。“君奭，我說這些話勸告你，完全是出于憂慮上天與萬民，沒有一點個人私心雜念。”

二是根據(jù)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主編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中夏商周紀年表中西周紀年：武王（1046-1043）、成王（1042-1021）、康王（1020-996）、昭王（995-977）、穆王（976-922）、共王（922-900）、懿王（899-892)、孝王(891-886)、夷王(885-878)、厲王(877-841)、共和(841-828)、宣王(827-782)、幽王(781-771)。里面從王、年代、在位年數(shù)都比較精確，同時也明確沒有周公稱王及年代考，足以說明周公只是攝政而未稱王。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出土了103件青銅器，有銘者74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史墻盤，銘文長達284字，敘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的事跡及史墻自己列代祖先的功業(yè)。史墻盤所記的文武成康昭穆各代的史實，

進一步佐證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成果。

三是根據(jù)2003年陜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西周窖藏青銅器27件，其中逨盤內所鑄銘文21行372字、盤內底銘文詳細記述了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西周從文王、武王、成王到宣王共12代天子征戰(zhàn)、理政、管治林澤的歷史。對西周王室變遷及年代世系有著明確的記載，可印證史書的記述，對夏、商、西周斷代工程所擬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檢驗。如果周公稱王必定有紀年或記載，逨盤內所鑄銘文未有記錄，足以證明周公并未稱王，只是“天下未集”之時，臨危受命，毅然攝政，擔當經國大任。

周公攝政七年，成王也長大成人，《尚書·洛誥》所記是還政成王的儀式，而《立政》則是還政時周公告誡成王如何施政的具體內容。篇中周公幾次對臣工百僚說到“嗣天子王矣”“孺子王矣”。當時是在洛邑，周公在政權交割典禮后，宣布成王上任，告誡新君要“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要考核政績，任人以賢。提醒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周公對新王今后在行政上這樣不厭其詳?shù)卣佌伕嬲]，足證其憂國憂民之用心。

四、關于“制禮作樂”

《尚書·洛誥》載：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span>說明直到營成周時，一直忙于奪權、平叛的周人尚無暇制定自己的禮制，以致遇有重要祀典尚須援用殷禮。叛亂平定、分封就緒、成周告成，周公才有可能坐下來“制禮作樂”。

周公制禮，以德為本。明確尊卑，強調等級，細化禮儀，規(guī)范秩序。周公所制之禮，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婚姻家庭、倫理道德等各方面的規(guī)章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以及吉、兇、軍、賓、嘉禮等不同的禮節(jié)儀式，其中有許多是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執(zhí)行的，具有法律效力。周公在制禮過程中，吸收了殷商亡國的教訓和周人興國的經驗，認為要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從思想道德人手，培養(yǎng)民眾良好的道德情操，而國家的治理，社會秩序的維持必須有章可循，否則天下會大亂。

周公制禮作樂，樂也是禮的一個重要方面。以樂配禮，以和萬民。禮典的實行往往配合著一定的樂舞。周公作樂主要貢獻表現(xiàn)在他親自參與制作雅樂和確立禮樂制度兩大方面。

五、周公在思想、理論上的貢獻

除滅商、平叛、營建成周等實際政治活動和“制禮作樂”制度層面的創(chuàng)制外，周公在思想、理論領域亦有重大建樹，這集中地表現(xiàn)在他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的一整套統(tǒng)治思想中。

周公等西周統(tǒng)治者雖不可能完全從對天的崇拜中擺脫出來，但他們畢竟從殷亡中意識到“天不可信”(《尚書·君爽》)，“惟命不于?！薄疤煳窏挸?，民情大可觀”((尚書·康誥》)，于是“敬天”的同時便在“保民”上狠下工夫?！犊嫡a》《無逸》《洛誥》《立政》等篇則是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初期政治家制定的治國方略，概括起來就是“明德慎罰、以德治國”?！渡袝た嫡a》中周公告誠康叔封：“偉大的文王治理天下有方，他有崇高的德教，慎重地運用刑罰，從不敢欺侮無依無靠的人，一向重用那些值得重用的人，尊敬那些值得尊敬的人，畏懼那些應當畏懼的人，并把這些顯示給民眾，讓他們知道。這樣，才締造出我們周國，并和我們的友邦，共同治理我們西方?！薄犊嫡a》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內容不外是“明德慎罰”。周文王因為“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才有天下。告誠康叔要勤勉從事，不可貪圖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能“明德慎罰”才有天命。作為天子，只有以德配天，才能實現(xiàn)國家長治久安。周公的這套統(tǒng)治思想，其落腳點雖在于對民的占有(剝削和統(tǒng)治)，但其中所包含的對天的信仰的淡化、對民的重視和對在位者的約束，仍然具有進步的意義?！按朔N神學化的德治思想奠定了爾后流延3千余年的民本主義理論基礎?！钡赖碌恼位驼位牡赖?，確實是我們的國粹。

《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wèi)，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這是對周公攝政七年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概括。“周代的文化與周公的思想已經型塑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質”，“周公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先祖”。周公的偉大，尤其是正當“天下未集”，武王驟崩，成王年少，在這個岌岌可危之際，周公為了挽救國家政權于不墜，毅然攝政、擔當起經國大任。他受到兄弟(管、蔡)的毀謗，侄子(成王)的誤解，置名譽、冤屈于不顧，親自帶兵東征，奠定了周代鞏固的基石。而削平叛亂、營建洛邑之后，一切政事上了軌道，周公卻又能斷然還政成王，繼續(xù)戮力王室，制禮作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代梟雄曹孟德在自己的《短歌行》里：周公吐脯、天下歸心，流傳百代，萬眾景仰啊。對西周統(tǒng)治階級來說，周公真稱得上是一位對國家忠貞無私、光明磊落的政治家。

(作者：袁錦嵐  選自岐山周文化研究會編輯組編印的《鳳鳴岐山》第十七期。作者系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辦公室副主任，館員。陜西省博物館協(xié)會會員，陜西省文物保護科研人員，寶雞炎帝與周秦文化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