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誥》是西周朝代一篇著名的帶有政令性質的歷史文獻，相傳為周公姬旦所作，約成文于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從文章的措辭和語氣看，此文當為周公攝政輔佐成王時期，平定“三監(jiān)之亂”后徙封康叔于衛(wèi)時替他頒布的戒酒文告，也是依據(jù)當時的社會實際，向他提出的治衛(wèi)方略之一，對康叔治衛(wèi)得以“和集其民”起到重要指導作用。后人將《酒誥》收入《尚書 》，為我們留下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對世人具有深刻的人生啟示意義和永久的文化價值。

    認真解讀《酒誥》，我們都能感悟到，它并非一篇簡單的戒酒令，而是周公在康叔受命治衛(wèi)之際，審時度勢，訓誡他要針對殷商故地“湎于酒”的陋習，明確飲酒要分時、分事、分地、要有節(jié)制，核心是強調飲酒也當切記繼承周先祖?zhèn)鹘y(tǒng)，要講酒“德”，千萬不能步殷商之后塵，因湎于酒而誤政事，招致失國之痛。全文大致包括三層意思： 

    第一，向康叔闡明周之傳統(tǒng)是“祀茲酒”而“不腆于酒”，教誨康叔要謹記秉承周之優(yōu)良傳統(tǒng)。我們知道，周王朝非常講究禮儀、道德，周公更是一位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的著名政治家?！渡袝?畢命》有言：“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史記.魯周公世家》亦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皆言周公之功德。周公旦作為周初最高統(tǒng)治集團核心中的重要人物，他追隨父親文王、輔佐兄長武王、攝政幼主成王，治國理政經驗豐富，自然對周從商代西部一個部落諸侯興盛發(fā)展的歷史清清楚楚，更是對周王朝“敬天保民”“明德慎罰”的勤政傳統(tǒng)和德政理念刻骨銘心，并身體力行，留下了“一沐三捉發(fā)，一飯三吐哺”的美談。所以，當此重要時刻，他必然要把自己躬身實踐中得出的切身體會——治理國家一定要秉承先祖優(yōu)良傳統(tǒng)——告訴年輕的弟弟康叔，希望他像先祖一樣治理好自己的封地衛(wèi)國。《酒誥》開篇寫道：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其后又言：“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明明白白地告誡康叔，我們的先祖是一直身體力行并要求各級官員都要勤于政事，只在祭祀時才飲酒，“不腆于酒”，你治衛(wèi)務必要繼承先祖?zhèn)鹘y(tǒng)并昭告全國。

     第二，告誡康叔不忘先祖教誨，治衛(wèi)一定要汲取殷商衰亡的教訓，嚴令戒酒，“剛制于酒”，做到“飲唯祀，德將無醉”。這一層，也是《酒誥》的重點。為此，周公先用周之興與殷之亡怍比，再用殷之初興與殷之終亡作比，告知康叔湎于酒而誤國的沉痛教訓。周王朝因上上下下皆“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而殷則因“荒湎于酒”，最終導致亡國。但殷商最初并非如此，“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罔敢湎于酒”？皆朝夕在公，“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相比之下，“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他“淫佚于非彝”，“惟荒湎于酒”，最終導致殷亡，“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兩相對比，就鮮明地揭示出殷商之亡“湎于酒”的沉痛教訓?；诖耍芄侄诳凳澹?ldquo;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jiān)，當于民監(jiān)。’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jiān)撫于時！”所以，你到衛(wèi)國后，一定要勸誡殷商之賢臣，“矧汝剛制于酒”，對飲酒嚴加管理，制定戒酒法令，嚴懲“群飲”者和“湎于酒”者。

    這些諄諄教誨與叮囑，可謂言之切切，意之殷殷。周公為周王朝而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精神誠令世代敬仰。由于周公躬親政事，又親歷了周興殷亡的歷史變革，因而對殷商衰亡的教訓感受深刻。在他眼中，商紂之亡國，與夏桀亡國有極為相似的歷史原因，那就是酗酒喪德?！洞蟠鞫Y記·少閑》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樂，德昏政亂……”而商紂崇飲湎酒遠勝于夏桀，諸如“酒池肉林”、“長夜之飲”等，有過之而無不及。大盂鼎銘有“率肆于酒故喪師”的說法。而且，《尚書.西伯戡黎》中早有祖伊告誡紂王：“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還有，早就從殷紂王的奢靡生活中知微見著，后被孔子稱為殷之“三仁”之一的箕子，在向武王陳述治國大略《洪范》九疇時，雖不忍言殷商之丑，沒有明確提到“酒”事，但從其所言“五事”對貌、言、視、聽、思的強調和“八政”對“祀”的重視，也足以看出這是從殷商之亡中總結出來的治國之策，其中自然包含對殷紂王奢靡生活的反思。所以，《酒誥》亦說它“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由此可見，周公當時所言，并非周取得政權后，有意對前代政權的詆毀。而的的確確是在認真總結殷商亡國的歷史教訓，從中汲取商代后期尤其是紂王“惟荒湎于酒”，以至于國沸民怨、自取滅亡的前車之鑒。

     第三，告誡康叔“典聽朕毖”，呼吁衛(wèi)國各級官僚一定要自警自省、盡職盡責，都做“唯王正事之臣”，“勿辯乃司民湎于酒”?！毒普a》深刻分析殷商因“荒湎于酒”招致亡國的沉痛教訓之根本目的，在于警醒康叔，要他治理衛(wèi)國時“監(jiān)撫于時”，從“飲酒”這一看似生活瑣事抓起，采取得力措施，革除社會積弊，整肅官場之風。對百姓，《酒誥》要求康叔引導他們安居樂業(yè)，只在表達孝義時才飲酒。百姓當“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yǎng)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對百官，《酒誥》要他們謹遵“朕教”，自警自省，朝夕心在王室。周公呼吁“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耳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尓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可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同時，對那些不聽勸告一意孤行的違禁者，也給出了嚴厲的懲治辦法：或教之、或執(zhí)拘、或殺之。在此，周公教給康叔從“酒”入手的治衛(wèi)方略，既要革除殷商積弊，匡正世風，又要整肅官場，培養(yǎng)“惟王正事之臣”，真是正當其時，措施有效，保障可靠。所以，《酒誥》末尾，周公又語重心長地告誡康叔：“封，汝典聽朕毖。勿辨乃司民湎于酒！”

     那么，一篇專對衛(wèi)國發(fā)布的不足700字的戒酒文告，《酒誥》何以要周公以“王”之尊位頒布？《酒誥》對于康叔治衛(wèi)又有著什么樣的重要作用呢？其對于后人具有哪些永久的文化啟示意義？這必須結合當時周王朝面對的社會現(xiàn)實來認識和解答。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紂，商亡周立。為了穩(wěn)定先商遺民，周王朝采用以商治商的辦法，把殷商故地朝歌封給商紂王之子武庚祿父，讓他管理那里的殷商遺民。同時，為防止武庚率殷人叛亂，武王又將商王朝幾內之地一分為三，朝歌以北為邶，由八弟霍叔姬處治理；朝歌以東為衛(wèi)，交給三弟管叔姬鮮治理；朝歌以南為鄘，派五弟蔡叔姬度治理。這樣，邶鄘衛(wèi)三足鼎立，形成對朝歌的包圍之勢，共同擔負監(jiān)視武庚及殷商遺民的責任，史稱“三監(jiān)”。然而，僅過了三年，積勞成疾的周武王就不幸去世，值此危難之時，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恐天下聞武王崩而叛”，及時扶立武王幼子姬誦即位，號為成王，并以攝理政事而代稱王。周王朝的這一重大政局變動，引起了武王其他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的不滿，武庚便乘機作亂，攛掇管、蔡、霍，串聯(lián)徐、奄、薄姑等東方部落，起兵反周，史稱“三監(jiān)之亂”。為穩(wěn)定周王朝大局，周公果斷出兵東征，一舉平定了這場叛亂，殺死武庚祿父，管叔自殺，蔡叔被流放，霍叔被貶為平民。周公就是在剛剛平息這場動亂的重要時刻，從朝歌和三監(jiān)之地的特殊地位考慮，為盡快穩(wěn)定大局，才徙封康叔到此地，“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為衛(wèi)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史記 .衛(wèi)康叔世家》）”，重建衛(wèi)國，以“屏藩周室，拱衛(wèi)王朝”。正是在此形勢下，周公為康叔治衛(wèi)所謀，特以《酒誥》囑之?！妒酚?nbsp;. 衛(wèi)康叔世家》亦傳曰：“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wèi)寶祭器，以彰有德。”《史記》雖沒有記載康叔如何遵周公之囑治衛(wèi)的具體細節(jié)，但僅從記下“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悅”的治衛(wèi)效果，以及成王用事以后“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wèi)寶祭器，以彰有德”的榮耀，足可以看出《酒誥》之于康叔治衛(wèi)的重大指導作用和形成其德政傳統(tǒng)的價值所在。由此，亦可以啟示我們聯(lián)系當下社會實際，領悟其永久的文化意義。

    康叔在周公平定“三監(jiān)之亂”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歷史典籍沒有具體記載，只在《史記.三王世家》里有“康叔后捍祿父之難”之說。但周公之所以徙封康叔治衛(wèi)，把剛剛歷經動亂的三監(jiān)之地交給他，肯定是出于周王朝對康叔的充分信任，堅信他忠于王室，有能力擔當大事，治理好衛(wèi)國。所以，在康叔之衛(wèi)之際，周公特以王之尊位、兄之親情囑以《酒誥》，要他從殷商之亡中汲取教訓，“監(jiān)撫于時”，從衛(wèi)國的現(xiàn)實出發(fā)，從強力整頓殷商沉湎于酒的不良習俗著手，把革除殷商社會沉疴積弊、整肅官場奢靡之風放在重要位置。確保衛(wèi)國成為周王朝堅固的東方屏障，真正發(fā)揮其“屏藩周室，拱衛(wèi)王朝”的作用。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酒的國度，酒文化歷史悠久。但自古就強調，人飲酒可以體現(xiàn)其內在的德行修養(yǎng)，“酒”的字源也證明了這一點?！墩f文解字》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從酉，酉亦聲。一曰造也，吉兇所造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故醉酒之態(tài)就被視為丑（醜），《說文解字》釋之曰：“醜，可惡也。從鬼酉聲。”而且，從《詩經.豳風.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和“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及《詩經.周頌.豐年》“為酒為醴，烝畁祖妣”和《賓之初筵》的描繪看，“酒”當初是有特殊用途的，也并非讓人濫用的一般飲品。可見，當“酒”走向大眾的日常生活，成為人們的普通飲品后，其對于人心理生理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就愈來愈凸顯出來。“人性之善惡”亦常常由飲酒而顯現(xiàn)。酒精對人的神經麻痹，輕則使人飲酒誤事，重則使人沉湎其中難以自拔。此風不改，任其泛濫，必然浸染衛(wèi)國世風，民間易借飲酒聚眾滋事，官場則易生淫靡腐敗之徒，最終也將重蹈殷商覆轍。我們都清楚，大凡歷史上每當朝代更替政權交接之關鍵時刻，執(zhí)政者都必然自覺以前者為鑒，革故鼎新，開創(chuàng)新局面。因此，周公在康叔之衛(wèi)之際特以《酒誥》教之，用以匡正世風、整肅吏治，的確是一條具有鮮明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治衛(wèi)方略，是一劑療治殷商故地頑疾的妙藥?？凳?ldquo;能和集其民，民大悅”的治衛(wèi)效果，也充分證明了《酒誥》不可小覷的指導作用。

      如果我們再聯(lián)系《尚書》將《酒誥》與《康誥》《梓材》同用一篇序言來記，《酒誥》之于康叔治衛(wèi)的價值就更加明了。其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重在向康叔強調治衛(wèi)要兼顧德政與法治并用，《梓材》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告誡康叔治理殷民都要勤勉政務。如果說這兩篇側重于形而上地向康叔闡述治國理念的話，那么，《酒誥》就是周公針對殷商故地的現(xiàn)實狀況，在實踐層面向康叔提出的具體治衛(wèi)措施。毫無疑問，《酒誥》指出了周興殷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了治理國家必須要匡正世風、整肅吏治這一深層次文化因素的執(zhí)政理念。這是其永久文化意義的主要方面，無論哪個時代，每當政權更替交接之際，新的執(zhí)政者都將面對這一問題。如果我們聯(lián)系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八大以來的執(zhí)政實踐，特別是強力整頓作風、鐵腕懲治腐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等舉措，或許對此有更明確、更深入的認識。而《酒誥》所具有的永久文化價值的另一方面，還體現(xiàn)在它給予我們的人生啟示：飲酒“德將無醉”，用酒萬勿沉湎于酒。無論我們?yōu)楣龠€是為民，“酒”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酒”當何用？不可不慎思之。用得好，它是好東西；用得不好，它貽害無窮！個中奧妙，我們只要聯(lián)系身邊那許許多多的鮮活事例，細讀《酒誥》，就不難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