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六縣區(qū)康家人抗戰(zhàn)事跡采訪紀實之三     鹿泉區(qū)，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太行山東麓。鹿泉的名字來自韓信射鹿得泉的傳說。隋設立鹿泉縣，唐改稱獲鹿縣，1994年經國務院批準，撤銷獲鹿縣，設立鹿泉市。2014年設為石家莊市鹿泉區(qū)。 抗日戰(zhàn)爭期間，獲鹿一帶一直是日軍占領區(qū)，日本侵略者為了達到摧毀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鞏固其占領區(qū)的罪惡目的，在獲鹿推行了“鐵路為主，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日軍為了長期侵占中國，還抓來數萬名中國勞工，在獲鹿境內修建鐵路、水利工程和永久性軍事設施。 5月28日早晨6點，我們在北白沙村黨支部書記康大中的帶領下，開車來到黃壁莊水庫。汽車緩行在10多公里長的壩堤上，眺望著遠山近水，欣賞著庫堤下一座座炊煙初升的村莊，心里別有一番情趣。然而，就在返回途中，駐足大壩中間，康建國卻說出了一件與這座水庫有關的話題：“這座水庫在修建之前，侵華日軍已經在這里修筑了一道蓄水大堤，目的向石家莊駐軍供水和引水至石津運河。日本人還專門為此工程修了一條石家莊到這兒的鐵路，把水泥、木材、鋼鐵運輸到工地上。同期開挖石津運河，企圖把華北的煤炭、糧棉由水路運輸出境。石津運河1942年春開工，計劃從黃壁莊設引水口，直達天津。運河僅挖到藁城，工程就因日軍投降而中斷。”這兩項水利工程的總監(jiān)工程師都是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田中角榮于日本侵華后的1938年應征入伍，編于盛岡騎兵第三旅團，駐扎在中國黑龍江省，1940年因病回國，1943年在日本成立“田中土木建筑有限股份公司”。康大中接過話頭：“當年田中角榮作為建筑專家二次來到中國，就住在離這里不遠的馬鞍山據點里，兼任駐軍中隊長。田中角榮在山下設計開挖了一條地下戰(zhàn)備通道，準備直達石家莊日本大本營。” 我們開車隨康大中來到馬鞍山，在山腳下看到了那條已經積滿了污水和泥土的通道，通道高度和寬度約6米，鋼筋混凝土結構，能通行大卡車。由于只開挖8里多長，日本就投降了，所以當地人便稱之為“八里洞”。這條堅固的軍事設施，它和石津運河、石黃鐵路一樣，實屬日寇侵華史上留下的斑斑鐵證。而在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下，中國人民沒有屈服，獲鹿的老百姓并沒有低下頭去任日寇宰割。他們圍繞著日軍的“水庫、運河、鐵路”三大工程，展開了尖銳激烈的斗爭。 上午8點多鐘，我們在村副書記康翟晨的帶領下，來到了現有1000多口康姓人的沿村，見到了當年讓田中角榮頭疼的獲鹿游擊隊的一名隊員，也是沿村唯一一位年齡最大的康姓老人。他叫康文朱，男，漢族，1928年4月生，1939年參加兒童團，后加入青年團，1944年參加獲鹿縣游擊隊，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們一行人圍坐在康文朱家里的一條茶幾旁，聽這位89歲高齡的老人講述當年抗戰(zhàn)的事跡，聽不懂的方言，由康翟晨“翻譯”。 康文朱老人對往事記憶猶新，說到當年的事滔滔不絕：當年日軍占領獲鹿縣城后，對沿村一帶實行了“清野”，村里的房子好一點的扒掉，把木料運到了黃壁莊水庫工地，不好的房子全放火燒掉，老百姓被日本人趕出村子，村與村之間二三里地建一個“炮樓”，這些“炮樓”作為日軍據點，每個據點大約有30名偽軍和一個班的日本兵駐守，里面配有步槍、輕機槍和小鋼炮。日本人把這一帶叫做無人區(qū)，見了老百姓就開槍打死。那時候，村里老百姓無家可歸，白天藏身山溝或野地里，到了晚上就成群結伙地出來，在各村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配合當地武裝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抗日活動。 “我們游擊隊當時的任務主要是破壞日軍的鐵路、水庫和運河工程的物資及設施，扒鐵軌、背木材、拉水泥，還解救出一批批被日本人抓去的勞工。”老人很興奮，講到這兒，一手扶著桌子要站起身來，聲音也越來越大。他激動地接著說道：“日本人‘清野’把村子變成了廢墟，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村莊下面又有了‘村莊’，老百姓們由挖地洞藏身開始，逐步發(fā)展成挖地道，戶連戶，村連村，沿村、張堡、白沙幾個村的地道都連在了一起，莊稼地里也有出入口。有時候小日本鬼子出來搶糧食，我們就埋伏在莊稼地里、路溝里打他們的伏擊，奪回糧食；有時候有三三兩兩的日本兵出來，就會有來無回，他們連人死到哪兒都找不到。全民皆兵，讓日偽軍嚇破了膽，據點里經常缺糧斷水。馬鞍山據點也是一樣，田中角榮出門都怕挨黑槍，嚇得跑回了石家莊。”老人說到這兒，康建國插話說：“田中角榮出任日本首相后來華訪問，在周恩來總理的陪同下，曾來到黃壁莊水庫參觀，參觀之后，他提出要看一看白沙一帶的地道，當地老百姓聞風后，就給政府說地道已經填平了，沒有了，不讓他看。” 康文朱老人接著說道：“日軍投降前期，這方圓幾個據點的日偽軍日子更難過，野地里東一槍西一槍朝‘炮樓’上打，鬼子白天不敢露頭，晚上不敢出門。后來聽一些偽軍說，那陣子炮樓里的日偽軍有的兩三天才能吃上一個玉米棒棒。我們白天躲在野地里睡大覺，晚上就靠近日軍據點，等他們缺水缺糧出來時，就打他們。我們不但坐等日本鬼子出來，還瞅準機會找上門去干掉他們。1940年秋的一天，我們得知北白沙據點里的日軍去了石家莊，就趁一個偽軍出來看病的機會，給他做‘策反’工作，他回據點后，瓦解了幾名隊員，讓我們里應外合攻下了據點，消滅了40多名頑固偽軍和一個日本兵，炸毀了炮樓。后來日軍趕來增援，我們的人已經無影無蹤了。這次戰(zhàn)斗，不但繳獲了幾十條步槍和彈藥，還繳獲了4門小炮和6挺機槍。”老人說到這兒，挽起右胳膊上的衣袖，讓我們看到的是彎曲的手臂，他說：“1940年在攻打南白沙日軍碉堡時，我的胳膊被鬼子打斷了。這傷不算什么，游擊隊里有不少戰(zhàn)友都倒在了日本人的槍口下。村里有一個族人叫康愣子，在李村區(qū)公所開會時被日軍包圍犧牲了，當年他才20多歲，比我大4歲啊！”老人嘆了一口氣說：“國家沒有忘記我這個傷殘游擊隊員，我現在享受國家軍人二等傷殘待遇，每月還有一千多元的撫恤金。” 日本鬼子投降后，康文朱參加了解放石家莊、北京等戰(zhàn)役，戰(zhàn)前，他還和村里的黨員一起動員了400多名康姓人抬擔架支前。他笑了笑說：“石家莊解放后開了個黨員會，那個時候才知道村里人誰是共產黨員，那時候黨內的紀律很嚴，都是單線聯系??！” 10點35分，我們告別康文朱老人離開沿村，來到了北白沙村，在這個現有600多名康姓人的村子里，我們了解到當年參加過抗日的十幾位康姓老人很多都已作古，唯一一位健在的是名叫齊翠蘭的康家媳婦，她已經97歲了，是抗戰(zhàn)時期村里的婦救會主任。我們在村子中央一處小農家院子里見到了這位老奶奶，她正和村里兩個老人坐在屋子里看電視。她看到我們一群人走進屋子，顯得有點慌張，當聽清楚我是從河南來的康姓人后，趕忙招呼我們坐在她身邊的土炕床上。老人身體很好，走路、說話、聲音顯得很有氣力，眼睛也不花，但是耳朵卻聾得很。當康建國一連幾次告訴她我們是來采訪她參加抗日的事兒后，她才說了一句“聽不懂啊，我給俺閨女打電話。”話罷，開始在床頭放著的固定電話上撥號。因無法交流，我們只待她閨女的到來。大約過了20分鐘，一個看上去50多歲的女人風風火火地走進屋來，進門就問“你們哪來的？來俺家干啥？”沒等我們應答，就大聲對齊奶奶嚷道：“媽，你這有啥吃的，我早上忙到現在，一口飯也沒吃上！”這一下，我們明白了，來人是老人的閨女。建國待她坐下身，笑著給她講了我們的來歷，她聽后，哈哈一笑說“原來是一家人啊。俺是她閨女，今年78歲了。”聽到這，我們都是一愣，她哪里像一位78歲的老太太！ 齊翠蘭的閨女告訴我們，“在抗戰(zhàn)時期，我母親不但是婦救會主任，還是一名支前模范，村里幾十名康家媳婦，在她的帶領下，不但做軍鞋、納鞋底，還抬著擔架上前線救治傷員，多次受到過當地抗日政府的表揚哩。俺有其母，也有其父。俺父親叫康增長，是一名響當當的八路軍戰(zhàn)士，當年英勇善戰(zhàn)可是方圓幾十里出名的人物。這些事情，我今兒沒空兒講了，家里還有點急事得我去安排。這幾年俺在想，把爸媽抗日的事寫出來，讓后代人牢記著日本人侵略我們國家的歷史。” 我聽到這里，隨即把帶去的《康氏文化》雜志和《抗日烽火中的康家人》（第一輯）送給她，她接過書看了看，說：“放心吧！我盡快找時間寫，寫好后我交給你們。”又轉身對建國說：“您有時間了就來我家，吃住都有地方，幫我寫。咱這村子里抗日的事可多了，俺丈夫也是八路軍戰(zhàn)士！” 話說到這兒，我們無可奈何地同齊奶奶和她“年輕”的女兒揮手告別。走出村口，我回頭望了望村子，那一座座新建的樓房依次排列，是那么整齊有序。它和沿村、南白沙都是同樣的給人一種欣欣向榮的安靜祥和景象。昔日的鹿泉區(qū)，當年的獲鹿，雖然建制改變了，人們生存和生活條件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里的人們并沒有忘卻抗戰(zhàn)年代的國恥家恨。在這些村子里，如今還流傳著一首膾炙人口的抗日民歌：“最后一粒米，送去作軍糧，最后一尺布，用來縫軍裝，最后的老棉被，蓋在擔架上，最后的親骨肉，送到隊伍上……” 下午2點15分，我們應元氏縣康氏文化研究會康菊慶會長的邀請，驅車前往元氏。